从疫情治理透视“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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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

作者蒲庆平

能否有效应对现代化风险带来的各种挑战，是检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面对COVID-19疫情，中国和西方采取了不同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和治理策略，取得了不同的治理结果。中国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运用系统科学的治理机制，采取道德与法治并重的治理方略，赢得了这场抗击疫情的攻坚战。从疫情管理的角度，剖析“中国治国理政”的成功密码，有助于在中西比较中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两个保障”。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政府”高效率的保证

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治理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治理主体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面对COVID-19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彻底击败了执政党与国家脱节的西方国家的领导体制。

与政党和国家脱钩的领导体制是西方国家疫情防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政党分裂、恶性竞争的丛林法则，不利于形成集中统一领导，导致疫情管理失败。西方国家的治理主体是政党之间政治竞争的产物，形成政党与国家脱钩的领导体制。执政党缺乏对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疫情防控工作难以统一领导。非理性的政党竞争往往导致政党之间相互制约、为了反对而相互对立。多党制已演变为“否决制”。COVID-19疫情期间，美国国会分裂，政府和参议院对立。权力分立的制衡导致决策的长期拖延。英国的COVID-19紧急法案被推迟了两周多，导致疫情大爆发。加之政权更迭频繁，民选领导人及其团队缺乏丰富的治国经验，在面对COVID-19疫情时迷茫失措、频频失误。例如，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声称COVID-19疫情是“大流感”。采取污名化“甩锅”对策和“鸵鸟式”拖延政策。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疫情防控高效的主要法宝，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显着优势。中国作为执政党，通过宪法赋予的领导地位，始终在国家治理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全面领导疫情防控工作，明确抗击疫情的重点、顺序、路径、方法，确保疫情管理的系统性、完整性、协调性。性别。疫情期间，党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确保了疫情防控在危难之际、措施得当、处置得力。中国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使各级领导人员具备处理复杂题的能力，成为“定心丸”、“脊梁”、“强心针”用于疫情防控。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中国政府”高效运作的保障

高效治理既依赖于组织领导的“有形力量”，也依赖于价值导向的“无形力量”。中国在疫情管理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与西方“资本优先”的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导致疫情防控成效存在巨大差异。

西方国家在疫情防控中遵循“资本优先”的治理理念，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抗疫政策的支持和认可。西方执政党的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不统一。资本和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疫情初期，他们不愿意为穷人支付病检测费用，提出“群体免疫”政策，“互相学习经验”。事实上，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忽视了弱势群体，严重影响了国内民众对抗击疫情的理解和支持。执政党为了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不顾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甚至在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按下“重启键”，导致疫情死灰复燃。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治理理念，稳定了民心、凝聚了民意、赢得了民心。中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疫情防控中，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当生命安全与经济发展发生冲突时，我们坚持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即使封城、经济停滞，也果断“封城”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为了拯救生命，不计成本，无论贫富老弱，该收、该处理的都该收，国家财政全部承担，政府买单。顺应民意则政兴，违背民意则衰亡。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汇聚一切力量。

系统科学的治理机制是“中国政府”高效率的保障

治理机制是保障国家治理高效运行的核心。在疫情防控中，中国的新国家体系与西方僵化的制度主义治理机制形成鲜明对比，产生了不同的抗疫效果。

近年来，西方国家强调“国家退却”，主张“无政府之治”，高度重视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导致国家权力靠边、社会组织活跃。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强社会弱政府”的协调协作、组织动员、执行能力明显不足。只能实施有限治理，无法预防性治理，导致疫情管理效率低下。与此同时，西方僵化的制度主义治理机制带来了“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的困境，导致疫情防控官僚化、套路化、缺乏应变性，难以应对。迅速变化的流行病。

中国的新国家制度能够有效克服西方国家治理的软弱、官僚主义和低效。当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遇到重大挑战和危机时，新的国家体系具有科学协调、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等明显优势。疫情防控期间，党中央统筹全国资源支援湖北、支援武汉，动员各级组织和各方人员形成抗击疫情的合力，全力保障医疗设备、防护物资、以及抗击疫情所需的生活必需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采取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强调题导向和绩效导向，聚焦题、全力以赴，严格考核绩效，严肃追究失职责任，取得了积极成效。疫情防控效率显着提高。

德法并重的治理方略是“中国政府”取得好成绩的保障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在的法律。在疫情防控的战略层面，西方只重视程序正义的法治，而中国则道德与法律并重，造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抗疫效果。

西方国家的法治遵循“义优先”、“私权自治、公权有限”的原则。它强调契约自由、程序优先，只关心程序正义，不顾实体正义。疫情初期，强调对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而不采取严格的措施，并不能将对个人抽象权利的推崇转化为对具体生命安全的保障。疫情严重后，无法对极力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人们进行思想引导，难以统一人们对疫情防控的思想和行动。大量民众拒绝戴口罩、在家自我隔离，导致病大范围传播。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坚持德治与法治并重，用德治的“软影响”提升人民思想境界，用“硬手段”提升人民群众思想境界。用法治守住抗疫底线。以德治国，是治国理政的文化基础。以德养心、育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公平正义的内生动力。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激励全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强调遵守抗疫纪律，不外出、不串门、不聚集。法治以其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可操作性，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在新型冠状病疫情防控中，中国始终坚持依法防控，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立法，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碍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关于打击新型冠状病感染的肺炎疫情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严厉惩处破坏疫情防控的行为。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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